刘向之一：时代
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歆之父。
一、刘向诞生的时代
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这一年是壬寅年。汉室宗亲、楚元王刘交的玄孙刘向诞生。刘向属虎。《汉书?楚元王传》云："(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刘向活了72岁，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卒，在那个年代，也算高寿，刘向的事迹具体见于《汉书?楚元王传》。
刘向字子政，但这个名与字是四十八年后他自己所改。他的父亲赐给他的名字是"更生"。典出《庄子?达生》曰：“夫欲免为形者，莫若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遗？”郭象注曰："更生，日新之谓也。”“更生”意味着再次获得生命。因为刘更生不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位同父异母的长兄安民，这或许是取名的原由。刘更生的父亲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楚元王传》)。他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人生观，或许也是取名的原由。另外，结合刘德所处的时代，“更生”这个名字会引起人们更多的联想。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楚汉相争，垓下一战而定乾坤。汉自立国以来，内有诸侯割据之忧，外有匈奴叩塞之患，故自高祖以降，历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四朝，皆持黄老贵柔守雌之术，与民休息，调养生机。经过文、景之治，国库盈满，诸侯王与中央政府在景帝朝暴发武力冲突后处于劣势，国家根本渐固。可以说，人民至此才得以更生。
接着，汉武帝以16岁的少年英主即位，执政时间53年。他开辟了汉帝国最有所作为的时代，其文治，包括改德、封禅、郊祀、立五经博士、举孝廉，兴学校等，确立了汉帝国的德治宪章和国家信仰；其武功，包括伐匈奴、通西域，讨西南夷、建立边郡等．确立了汉帝国的政治疆界与国家威望。在他执政的时期，上述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建构性政治、文化举措，使汉帝国臻于全盛。
然武帝后期的政治显露出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弊端。大量的祭祀、巡狩与建筑，加之与周边连年的战争，虚耗国库自不在话下，其穷竭搜罗的经济政策和大量的兵役征调，对社会与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风俗不淳，诈伪群起，诏狱益多，酷刑滥施。许多年以后，刘向在他编著的《新序》中，批评武帝的弊政说："兵凋民劳，百姓空虚，道殣想望，槥车相属，寇盗满山，天下摇动。”
在武帝晚年，他自己也有所觉悟，"武帝末，悔征伐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日：'方今之务，在于力农。"'(《食货志上》)可以说，使人民再次得以更生，是当时最迫切的政治愿望，也是继武帝继任者的当务之急。大汉帝国的建构与扩张能力已臻极限，进入了调整、凝固、修补的时期，国家政治应当呈现出内敛与安定的姿态。然而让一个诺大的帝国一下子转过身来，改弦易辙，并非易事。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武帝时创立的制度与行政方针存在着惯性；思想界也存在着斗争。而武帝晚年及其死后发生的皇权危机，更使得这一转变充满了惊险和风波。
武帝驾崩前两天，八岁的皇子弗陵被册封为太子。临崩之际，命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床下，与丞相田千秋俱受遗诏。次日，武帝崩，皇太了即位，是为昭帝，政事一决于霍光。是为汉昭帝。
此时，刘更生的父亲刘德进入了仕途。霍光虽来自外戚系统，但昭帝刚即位，他便采纳了别人的建议，多纳宗室子弟，多与大臣共事，以免重蹈吕后外戚专政的覆辙(《楚元王传》)。刘德年少时多次议政，曾被武帝召见于甘泉官，誉之为"千里驹"，此时已三十多岁。霍光先命他待诏丞相府，始元元年(前86)任为宗正丞。后知刘德的父亲刘辟疆亦有清望，武帝时曾随二千石大臣议论，为宗室子弟之冠，武帝对他宠爱有加。只是他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出仕，此时年已八十。始元二年(前85)，霍光遂拜宗室刘辟疆为光禄大夫，辟疆守长乐卫尉。同年再拜刘辟疆为宗正(《百官公卿表》)，徙刘德为大鸿胪丞。辟疆年事已高，数月后便卒于任上。不久，刘德迁太中大夫。元风元年(前80)，出任宗正。
宗正是皇族的族长。汉高祖七年(前200)刚刚自栎阳徙都长安，即置宗正官以序九族(《高帝纪》)，秩中二千石。值得注意的是，刘德的伯祖父、楚元王交的次子刘郢客，高后时即为宗正，与立文帝，封上邳侯。因楚元王太子辟非先元王卒，文帝才使郢客归嗣王位。另一位伯祖父、楚元王交的第三子刘礼，景帝时封平陆侯，也曾出任宗正。刘郢客之子、楚王戊参加七国诸侯叛乱，兵败自杀。景帝又立刘礼为楚王。刘德一定意想不到，自己出任宗正第二年生下的儿子，是将来汉元帝朝的宗正(初元元年，前48)。并且，自己的长孙，即安民之子刘庆忌，竟又是元帝朝的宗正(竞宁元年，前33)。刘家之中，出了六位宗正，史家称之为"奕世宗正"。
奕者，重也。有汉一代，这是绝无仅有的，可见这个家族的声望不菲。霍光之所以任命有声望的刘氏父子为宗正，是因为燕王旦觊觎皇位的阴影仍笼罩在朝廷，宗正一职在此际显得特别的重要。武帝崩后，燕王旦闻丧不哭，遣使至京师问讯。后又遣使至京师，请求在郡国为武帝立庙，以冀获得祭祀权。霍光为了安抚他，赐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燕王旦反觉受辱，遂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结谋反叛。始元元年(前86)八月，青州刺史隽不疑发觉其谋，收捕刘泽。朝廷派遣大鸿胪丞与宗正丞刘德赴青卅审理此案。刘泽等人伏诛后，朝廷宽大燕王旦，不予追究。
始元元年(前80)春二月，昭帝即位的第一年，便亲耕于籍田。这是一个模仿文帝的行为。文帝二年春下诏开籍田，亲自率耕，以示朝廷以农为本，休生养息。霍光让昭帝如此做，给天下以更生的希望。自此至元平元年(前74)昭帝崩的十三年中，朝廷劝农桑，减免阳租徭役，问民间疾苦，罢盐、铁、榷酤，赐民爵、钱，举贤良、文学......这一切说明，霍光采取了顺应社会要求的政策。由于连年征战，匈奴方面也疲惫不堪，其内部分裂，又受到乌桓、乌孙的威胁，在几次与汉兵交战失利之后，单于有和亲之意，边境从此少事。史家记载："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昭帝纪》)"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食货志上》)
武帝临崩之际接受遗诏的五个顾命大臣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出身郎官，是武帝的内廷近侍；桑弘羊、田千秋为外朝大臣。史家一般认为，汉帝国有内外廷之分，外廷或外朝是以丞相为首构成的政府官僚系统；内廷，或中朝、内朝是以由大司马大将军为首的宫廷近侍集团。当武帝崩后，霍光即对丞相田千秋说："始与君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日："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田千秋传》)。田千秋为相十二年，不仅能周旋于武帝朝，还能善终于昭帝朝。《田千秋传》称他"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又云："讫昭帝世，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应该说，他对时务的洞识，保证了昭帝朝的政治稳定。
可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则不甘居霍光之下，他既有才能学术，又有功劳足以阅伐。《史记?万石君传》载武帝刚，中国用兵四夷，天子又巡狩海内，"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至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以治粟都尉主持大农事务，又在均输的基础上建平准之策，将天下输入京师的货物，由官方平价收购储存，贱买贵卖，既可获利，又可稳定物价，打击奸商。又宣布民众人粟可补吏、复终身，赎罪过。总之，他的均输、平准、人粟之策，扩大了官方专卖的范围，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迅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储蓄，达到了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因此赐爵左庶长。
桑弘羊还是个坚定的扩张主义者。在汉帝国"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的情形下，桑弘羊仍建议武帝屯田西域轮台(《西域传下》)。始元六年(前81)四月，昭帝第二次亲耕籍田之后，"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酷。"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来自京畿和各地长官推举的贤良、文学们与大臣们展开辩论，由于田干秋的缄默中立，使得桑弘羊独当一面，舌战群儒。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被宣帝朝的《公羊春秋》学者桓宽编次为《盐铁论》六十篇。
贤良文学的旗帜很鲜明，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古代王道政治，主张内行教化，外示仁德。桑弘羊则盛称"管仲"、"商鞅"的霸道政治，以为盐、铁专卖等政策皆"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食货志下》)，升指责贤良文学"无能出奇计，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时世之变"。这次大辩论的结果，朝廷仅在具体的政策上作了一点让步：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丞相面千秋"共奏罢酒酤"(《食货志下》)。因此，尽管《盐铁论》的编纂者赞同贤良文学们的观点与气节，但也不得不哀叹道："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杂论》)
汉帝国自武帝朝开始，政治即走上有为的道路，汉家的政治是王道和霸道并用，刑法与礼乐并行(《元帝纪》)。昭帝诏议盐铁，主旨在于讨论是否结束或减损武帝时过于有为的政治，取法文帝的无为政治，以使国家民生得以喘息复苏。史家评价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昭帝纪》),对于儒家的主张，霍光也不一定满意。霍光本人"持刑法严"(《杜周传》)，又不喜欢儒家，他的侄孙霍山明言；"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霍光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次辩论仅仅是朝廷邀请的一场表演，但这场表演却是今后汉帝国政治斗争的序幕。因为经过昭帝朝的短暂休息之后，宣帝又开始修武帝之政，汉帝国又进入了一个有为的中兴时代，而儒家的政治理想继续在现实政治中艰难地展开。刘向和其子刘歆的政治与思想学术生涯正包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之中，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应。
二、社稷之臣
霍光毕竟出身于武帝的私臣，他所理解的臣道仅是奴才对主子负责而不是对国家社稷尽忠，他所理解的臣僚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利害而不是道义，因此史家也认为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这里当然包括对他用联姻的手段组织权力集团的批评。
霍光在刘德妻子亡故后，霍光想与他结亲，刘德受道家"知足"智慧的启示，回避了霍光的要求。这给他带来了麻烦。元凤元年(前80)上官氏事败之后，上官父子被杀，盖长公主和燕王旦自裁。刘德由宗正丞迁为宗正，参与审理此案。盖长公主的孙子拦住刘德申诉长公主的案情，尽管刘德一再指责长公主罪有应得，但一位能揣摩霍光心思的侍御史却诬告刘德接受长公主家属的申诉，诽谤朝廷的司法，将刘德免为庶人。刘德仍按道家的进退之方，隐居山乡。其实霍光对刘德拒婚之事并无怨恨，所以当他闻知此事后，立即上奏天子，让刘德赴任青州刺史。任职一年多后，调回京师复任宗正(《百官公卿表》载此事在元凤三年)。此后的事件便证明，刘德的拒婚是明智之举。就在宣帝亲政，着手铲除霍氏家族时，刘德却由关内侯晋封为阳城侯。而金日碑的儿子金赏，只得上书去妻，以免株连(《金日碑传》)。
刘德身上的社稷之臣的精神，同样被刘更生所继承，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恰恰扮演了一个怫劝不倦的谏臣角色，而他的劝谏又与社稷存亡息息相关。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有着强烈的兴亡感慨，在他编定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刘子政集题辞》中，将刘向与屈原相比，凸显他们作为社稷之臣的意义。太史公《屈原传》云："原死后，楚日以削，竟为秦灭。"孟坚亦云："子政卒后十三岁，王氏代汉。"此两人系社稷轻重为何如哉?
从刘德拒婚这件事，我们还可以推知：元凤二年(前79)，刘更生应当诞生于刘德青州刺史任上，他的母亲应当是刘德的继室或是侧室。我们更可以推知：在这社稷多事之秋，时运屯蹇之际，他给儿子命名为"更生"，也可能是随俗择吉，也可能是引经据典，但更可能是一个社稷之臣的期望与寄托。
10、刘向之二——家世
一、 刘邦兄弟
《汉书.楚元王传》云：“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颜师古注曰：“言同父，知其异母。”刘太公和刘媪共生了三个儿子，刘伯、刘仲、刘季，刘季就是刘邦，太公与别妇生刘交，刘交最小。
老大刘伯早死，只留下孤儿寡母。刘邦在未发迹前,常常呼朋唤友去兄嫂家吃饭,大嫂讨厌他常来，故意用勺子使劲刮锅底，以示"羹尽".，等客人走后，一看锅里还有羹。刘邦建汉统一后，高祖六年，分封同姓诸侯王，唯独不封大嫂之子刘信，太公看不过眼，就去劝，刘邦说：我不是忘了封，实在是他妈没有做大嫂的样子啊。.经“太上皇”劝说，高祖七年，封刘信为“羹颉侯”，颜师古注:“颉,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就是敲锅侯的意思。
老二刘喜，是个本本分分的庄稼汉，颇会治办产业，《楚元王传》载高祖取天下时，留下刘喜与审食其侍奉太公。这说明刘喜没有参与征战，无功业可言。到刘邦当上皇帝，“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七年，匈奴攻马邑，高祖自往击之。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高祖本纪》)。刘邦是逃回来了，他却把刘喜封为代王，同年，匈奴再入代地，这个可怜的刘喜只得弃国逃归。“走雒阳，自归，天子不忍致法，废为合阳侯。”（《荆燕吴传》）刘仲的儿子就是吴王濞，就是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的领导者。
老四刘交，也就是刘向的高祖。在刘邦的兄弟中，只有堂兄刘贾与同父异母弟刘交跟随他打天下，刘交与萧何、曹参等都是最初跟从高祖取天下的骨干分子。立楚怀王，入武关，取咸阳，人蜀，定三秦，斩项羽，无一不与。取咸阳后即封文信君。高祖六年，以“先有功”封为楚王，是为楚元王。
要说这个刘交可是老刘家唯一一个文化人，《楚元王传》开篇就说他：“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孙卿，就是大大鼎鼎的荀子，楚元王原来是荀子的再传弟子。当初跟随高祖起兵的人，都是屠沽贩夫胥吏，此后跟从的士人如张良、陈平等为道家阴谋之人；郦食其、朱建、娄敬等为纵横辩说之士。惟陆贾说称《诗》、《书》，叔孙通制定礼仪，然皆驳杂不纯。唯有刘交，学承宗师，真正的科班出身。元王治《诗》，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而汉初传诗的申公，即是元王的同学，又是楚国的家臣。以元王的学识和地位，在汉初，称得上“儒林之首”。 因此，刘交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汉帝国与儒学的渊源关系。楚元王家族是史载汉代最早的经学世家，渊源深厚的家学传统，最终造就出刘向刘歆父子这样的通儒。
二、刘向家族
汉文帝二年，元王刘交立二十三年薨。太子刘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刘郢客承嗣，是为楚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这说明申公始终是楚王国的臣子，随郢客进京，又随郢客归楚。
《楚元王传》：“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王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执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这里的休侯刘富，就是刘向的曾祖。
文帝六年，楚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位，淫暴无道，对穆生、白生、申公等怠慢无礼。在文帝时，中央与诸侯王互相猜疑。“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是楚"(《诸侯王表》)，诸侯在感到逼迫的情形下，吴楚等七国于景帝三年发动叛乱。被史家称作“吴楚七国之乱”，为首的吴、楚指的是高祖仲兄喜之子吴王濞和楚元王交之孙、夷王郢客之子楚王戊。仅仅三个月，即被景帝击败，吴王被追斩于丹徒，楚王戊等六王皆自杀。沈犹侯执参加了叛乱，被除籍为民(《景帝纪》)，休侯富也坐免侯(《楚元王传》)。
窦太后以吴王为宗室长辈．纷乱天下，不许吴国继嗣，而许楚(《史记?楚元王世家》)。景帝继而以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接着，景帝对楚元王家族再次加恩，封楚元王之子调为棘乐侯(《王子侯表》)；更封休侯富为红侯(《楚元王传》)。楚元王妃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太夫人进而要求留居京师，景帝下诏许可。而红侯富之子辟强等亦得以留仕于朝，以供养太夫人。这个刘辟强，就是刘向的祖父。
刘辟强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择宗室可用者。拜辟强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楚元王传》)
刘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 因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刘德之子就是刘向。刘向之子刘歆。
二、刘向年表（节自徐兴无《刘向评传》）
地节二年 (前68)，刘向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
神爵二年 (前60)，刘向年二十岁，擢为谏大夫。
甘露三年 (前51)，刘向二十九岁，与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复拜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永光四年(前40)，刘向四十岁，周堪、张猛自杀，刘向伤之，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
成帝建始元年(前32)，刘向四十八岁，是年更名为向，字子政。
河平三年(前26)，刘向五十四岁，与刘歆等校中秘书。上所著《洪范五行传》。
阳朔元年(前24)，刘向五十六岁，奏《新序》。
绥和元年（前8)，刘向七十二岁。是年四月问卒。
哀帝建平元年(前6)，四月以后，刘歆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元始五年(5)，诏羲和刘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皆封为列侯。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数千人。刘故作《钟律书》。著《三统历》。是年平帝崩。太后诏征宣帝玄孙，安汉公莽居摄践祚。
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起义讨莽，刘歆拜扬武将军，将兵守宛。
始建国元年(9)。封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
地皇四年(23)，新市、平林诸将立更始将军刘玄为皇帝。七月，刘歆与王涉等人共谋劫莽，事泄自杀。十月，义军攻破长安，王莽被诛。
10、刘向之三——易说第一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博学通儒，奉皇命领校中《五经》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应劭《风俗通义》所言：“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刘向死后，刘歆袭父职继续校书，“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就是说，刘氏父子的二十多年的校书事业，最后以《七略》完成为标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刘向歆父子不仅能考辨古代学术的源流，且长于评析当代学术源流，特别是经学的师承关系。故于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继《史记?儒林传》之后最重要的文献。龚自珍在其《六经正名》中对《略》、《汉志》推崇备至，至言“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艮夜乎？ ”
对于刘氏父子，班固在《楚元王传》中感慨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刘向、杨雄，班固认为是一脉相承，可见评价之高。
史载“歆及向始皆治《易》”，但无《易》说传世，不过在刘向所著《洪范五行传论》、《说苑》，刘歆《七略》、《三统历谱》及《本传》所引奏章中，却有大量关于《周易》的论述。除《说苑》外，其它著作已佚，其大略保存在班固所著《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和《律历志》中。据此，我们可以略窥刘氏父子易学大概。
一、明确《易》为群经之首，五经之源。
自《周易》产生，到孔子编订六经，《易经》本身也在不断的演化和完善，但考先秦诸子论述，墨子《非儒》，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到《吕氏春秋》，虽有引《易》凡数言，但都《诗》《书》《礼》《乐》并列，罕有言《易》者。到汉代《淮南子》、董仲舒、司马迁，也未讲《易》经中之地位。一直到《七略》始言《易》为五经之源。将《易经》列为群经之首。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
这里是说，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五经相配，认为五经象五常一样，相须而备，更迭用事，皆以《易经》为其本原，因为《周易》能够与天地共长久。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刘歆以为，“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这是说，《周易》的阴阳学说是讲天人之道的根本道理的学问。其《三统历谱》也特别强调：“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律历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叙 中说：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尚书》、《春秋》寓於史，而《易》则寓於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於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馀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
这里是说，《周易》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之书。周易流传，大体分为两派六宗，两派：象数派和义理派； 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概括的意义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以具体物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
又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道家炼丹之术，皆可借《易》说事。致使易学体系十分庞杂。至于打卦算命，历来视为旁门左道，不入正流。
刘氏父子推崇《周易》，其以《易》为五经之原，列于群经之首，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的。
战国秦汉间道家与阴阳家以阴阳五行建构了新宇宙学说，并于汉初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黄老学说是自然之道，从《管子》中的《五行》、《四时》、《幼官》，《逸周书》中的《时则》、《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等典籍中均可见到一个以五行框架整合了世间万物和人类行政制度的庞大体系。但这个体系中唯独没有儒家追求的尧舜禹三王时的王道理想。
儒家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重新夺回思想的制高点，从《易传》开始，到《礼记》，直至董仲舒，我们看到了儒家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涵重新阐释了战国以来形成的新宇宙学说，或者说是在做一件以德配天的事业，逐渐建构了汉儒的新天道观。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仁义礼智信五德巳与木金水火土配合为五常之道。
继董仲舒之后，刘向、刘歆父子进一步完成了儒家经典文献与新天道观的配合工作。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与诗、书、礼、乐、春秋五经相配，认为五经象五常一样，相须而备，更迭用事，皆以《易经》为其本原，《易》即天道。可以看出，《易》从西周的卜筮之书，到孔子而变为哲理之书，到了汉儒手里，最终演变为天道之书了。
10、刘向之四——易说第二
二、明确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刘氏父子于《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在易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这里总结概括了易学从产生到西汉后期发展的历史。
《易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易传》看，明确提出了伏羲作八卦，周易成于殷末周初，但是没有说周易为何人所作，而《易大传》中也没有明确说孔子作传，只是引用了孔子说易的一些说法。只是到了司马迁才通过追述的方式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以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爻辞。其《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刘氏父子加以概括，在易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遂成为后儒有关《周易》作者的基本认识，影响深远。关于刘氏父子的说法，或者说汉儒的说法，我认为有其合理的因素，在儒家所构建的天地道德理论体系的大厦中，文王、周公、孔子，是支持这个大厦的三个支柱。而汉朝以火德，按照汉儒构建的王朝德运和五德相胜的说法，历史不再是“履帝武敏歆”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同天帝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神话传说，而是按照宇宙运行模式循环的人类历史，
刘向歆父子推论的帝王世系及德运表如下：
太昊包羲氏(木) →共工氏虽有水德,在木火之间,非其序. →炎帝神农氏(火) →黄帝轩辕氏(土)→少昊金天氏(金)→颛顼高阳氏(水)→帝喾高辛氏(木) →唐帝陶唐氏(火)→虞帝有虞氏(土)→伯禹夏后氏(金)→成汤商(水)→武王周(木) →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非其序→汉高祖皇帝(火)
刘向父子认为历代王朝皆秉有天道五行中的一德，他们圣圣相传，为天所命，朝代的更替一如季节的更换。所以，前者可谓天道，后者可谓德运。所有的祥瑞，都来自对天道和德运的遵从；所有的灾异，都来自对天道和德运的违背。这个宇宙充满了自然性、物质性、一致性、规律性和可理解、可计算性，这一切构成了儒家的新天道观与新人文观。
汉儒的五德相生相胜理论的成熟,确是刘向,歆父子的一大贡献.刘向,歆父子重新架构的古史系统,配合汉高祖的传说,建立闰统理论,度经典,配五行,而言天道的《周易》历史源流，在刘向,歆父子的手中，也逐渐变得明晰起来，反过来又为其五德相生相胜理论提供了天然的理论基础。
10、刘向之五——易说第三
三、首次提出河图洛书说
班固在其《汉书?五行志》记载：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通过这段引文，刘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河图与八卦、洛书与《洪范》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河图八卦”说。说伏羲仿效《河图》而画八卦，禹取法《洛书》而陈《洪范》；《洪范》自“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乃《洛书》本文；《周易》与《洪范》相须而备，互为补充，是讲天人之道的重要著作。
关于河图、洛书，章太炎说：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则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然不知所谓《图》、《书》者何物也。至宋刘牧以《乾凿度》九宫之法为《河图》，又以生数、就成数依五方图之，以为《洛书》， 更有《洞极经》亦言《河图》、《洛书》，则如刘牧之说而互易之，以五方者为图，九宫者为书。然郑氏、虞氏说《易》，并不以九宫、五方为图、书。桓谭《新论》曰：“河图、洛书，但有朕兆而不可知。”是汉人虽说《河图》、《洛书》，却未言图、书为何象，宋人说《易》，创为河洛及先天八卦图。朱晦庵《易本义》亦列此图。其实先天图书荒唐悠谬，要当以左道视之，等之天师一流可矣。”
从章氏的观点看来，河图和八卦本是两回事，宋朝以后河洛图书当以左道视之，如天师一流，实际上刘牧所传的图书，就是从道家而来。我们看看先河图、洛书之说的由来。
1、河图、洛书始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尚书?顾命》篇：“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郑玄注说：“ 图出于河，帝王之所受。一有洛书二字。”这里说，成王死，康王立，继位大典上，河图、洛书陈列在东序。河图是什么，不知道，总之是王室重宝之类的东西。和周易好像没有关系。
2、《墨子.非攻下》中说：“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孙贻让《墨子闲诂》说：“綠、籙通”。籙：古代帝王自称其受命于天的神秘文书。“河出綠圖”，就是从黄河里出来的一种记载天命的图书。也和周易没什么关系。
3、《论语.子罕》中说：“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夫子在感叹什么呢？如果尚书所记为实，则河图已有出现，而且从孔子的感叹来看，孔夫子显然知道河图为何物，如果河图为八卦或为八卦的依据，孔子时八卦已有，《易》已完备，孔子为什么要盼呢？推测起来，孔子所说凤鸟、河图，恐怕和墨子所说的赤鸟、绿图为一物，孔子所叹就是上承天命，带着凤鸟和河图的圣人降生，来平定乱世。但他们都没来，所以孔子说：“吾已矣夫！”
从上面春秋和春秋以前文献仅有的三条河图纪录来看，认为河洛是圣王受命时所出现的祥瑞现象。由此看来，上古时代的河图、洛书，同《周易》并没有什么关系。
最早将河图、洛书同《周易》联系起来，开始于《易传?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但《系辞》并未说明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也没有明言圣人则之作什么。
此后，一直到刘歆才第一次以八卦解释河图，以《洪范》解释洛书，明确地提出了“河图八卦”说。但刘歆并没有说明河图究竟是何种模样，更没有提供其说的史料依据。至北宋初的象数之学，为了探讨河图洛书同《周易》的关系，又将天地之数与河洛联系起来，并为河图洛书制定了各种图式，用来说明《周易》的原理，从而形成了易学中的图书学派。?
《易学人物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