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思源，本书之能出版，不得不再向台东叶隆雄先生致谢。古往今来，千里马多不胜数，而伯乐却仅一人。叶隆雄贤伉俪与我素昧生平，竟慨然将其座落于都兰山下的别墅借住。近两年来，我率同弟子，闭门耕读，不仅鲜与外界往来，也从未与居停交际应酬，叶先生伉俪全不以为忤。
有人谓，此小惠也，岂不见大德之士捐资亿万，兴办福利之壮举焉？夫水之为水，可拯救饥渴于大漠荒原，可灌注名园以踵事增华。时人独钟ABCD，轻忽之乎也者，为博美人一粲，黄金千镒无悔；今中华文化面临存亡，竟然一缕甘霖难得。
二十年前，全盘西化之信仰者，咸认信息时代的到来，中文势将被淘汰。曾几何时，中文计算机已成为时代的宠儿。如今功利主义的崇拜者，将中文计算机视为牟利之本，我则以之作为文字处理的工具，工具既得，自当进而为文化奋战也。
唯不幸者，我生于“乐将杭州做汴京”的时代，除了国号不能更名为“金”，实则连山川大地皆已镀金殆尽。在以往，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安定，还要以文化的传承粉饰太平。在今日，人民为主，人心唯金是问，金沙江早已泛滥成灾矣。
我抗金难胜，既不甘“降金”，却又“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若非叶隆雄贤伉俪适时伸出援手，我早已“乘桴浮于海”去了。
寄居蟹尚有待潮水之助，在台湾恩益禧公司总经理松井隆先生以及研发部经理白惠方大力支持下，一项技术转移的计划，使得我们在两年之内，生计无虞。加上曾为诠脑公司设计手持式计算机，也小有进益，遂得以安心从事研究工作。
为此，我交出了一份成绩单，除了中文字库及自然语言外，计出版了《老子止笑谭》、《智能之旅》第一、二集，以及这本《易经明道录》。在明年之前，计划中还要出版《智能之旅》第三集有关中文计算机的史实，以及《巴西狂欢节》、《东尼、东尼》、《易理探微》、《新易》及《智能学九论》等书。
在计算机技术上，将是弟子们出道的时机了，封家麒的手写辨识、印刷文字辨识等系列产品即将问世。王传宏的动态数据库、全文索引、学习系统也将出炉。明年也将是自然语言与多媒体结合的关键，如果成功了，即将大规模地从事“界面文化”的工作。那是利用计算机工具，将书籍中之文字数据，转换为视听讯息的影像，可作为原始数据、格式数据，也可转成电子书籍、录像节目等产品。
《道德经》与《易经》，是中华文化上两颗明亮的钻石，前者揭橥人性与自然的互动真相，后者阐明宇宙时空的结构。真正懂《道德经》的人，也就是实信的人，而唯一证明其“懂”、“信”的验证标准，就是其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真懂《道德经》的人，一定是身体实践。否则口中把《道德经》倒背如流，而生活行为则与所知大相径庭，那么，《道德经》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知识”而已。
懂《道德经》者如斯，懂《易经》者更属凤毛鳞角，连大圣人孔老夫子都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偏偏坊间书店中，易经丛书是道道地地的汗牛充栋，人人都以易谈易，反正大众都自认不懂，究竟谁懂，也就不重要了。
因此，被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视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也就成了当今印刷术昌盛的明证。君不见稍具规模的书店中，都有“易经专柜”，其中有文、有图，更有图文并茂者。其内容都已经“白话”化，甚至于力求“儿童”化。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陆近年来掀起了一股“研易风”，据说大约有一千多万人，卷入其中。
表面上看来，这种易经热是文化的契机，我却认为，若不能将这股力量导之于正，则又将是文化上的灾难。因为大陆的研易之风，很可能系一种心理苦闷的发泄。在数年前有位邵伟华先生以易卜出名，也有一些人因而获利。中共本以群众运动起家，加上人多，很容易聚息成风，言者无意而听者深信，三三两两、口口相传就成了力量。前一阵子的功夫热、特异功能热，以及目前的易经热，无不如此。
功夫也好，特异功能也好，信或不信，对中华文化并无损益。《易经》则不然，古人推崇为“天人之道”、“宇宙的真理”，今人却在蒙然无知的状况下冒然投入。尤其是几十年的文化断层后，年轻人的古文基础薄弱，对儒家思想以及天数象术等，几乎一无所知之下，怎能期望在沙漠之中，立即开出一片新绿？
《易经》之珍贵，在于四端：一为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其道统由文王、周公、孔子一脉相传，至程颐、朱熹发《周易》为理学之源。而今儒学不兴，伦理沦丧，在崇尚权势实利之大环境下，若干大陆出版之“白话易经”，无一不是冠以科学之名而大作文字游戏，完全丧失了《易经》的内涵。
其次，《易经》是象术之总汇。上自黄帝以迄春秋时期之鬼谷子，下至孔明、邵康节、刘伯温等，无不以易象作为知过去、测未来的工具。然在中华文化中，“山医命相卜”五术，往往受到儒教正统主流的排斥，五术之信仰者，始终只能终了山林，而难登堂奥。
第三项，则是易卦的分类法则，易是以阴阳两种观念，作相对的二元分类。过去没有信息处理的观念，前人往往忽视了分类的重要性，以致于二元分类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德国的莱布尼兹发明了二进制法。（据他所言，此观念是来自《易经》的启示）。今日的计算机，就是利用二进制理论，以机械或电子的开与关两种功能而实现的。
最后一项，则是思维理论的阐扬。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一个很实际的民族，重实务而轻理论。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有别于科举中人）所读的书中，就少不了《易经》。实际上，《易经》是“水平思维”以及“垂直思维”的模板（两种思维方式之总和，即为“抽象思维”）。儒家义理可以说是水平思维，而在象数及分类的应用上，则相当于垂直思维。所以凡是通晓《易经》的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属于神话式的传奇人物，任何能掌握抽象思维诀窍的人，当然能够超凡入圣。
我曾赴大陆教学三载，深知其人多势众，发展之潜力无限。但是，由量变到质变，有其必然的过程，尤其是在思维上，人们观念的形成，是与心理的自由度成正比。大陆在国家稳定的优先要求下，思想箝制必不能轻废，否则一放必乱，一乱必亡。所以，此时之“易经热”，在缺乏全盘的认知下，很可能的社会导向，一为占卜的迷信成习，使得政府不得不介入。再则为一味崇古非今，产生社会的异化，最后必然也以政府的介入为终。
有人谓，此小惠也，岂不见大德之士捐资亿万，兴办福利之壮举焉？夫水之为水，可拯救饥渴于大漠荒原，可灌注名园以踵事增华。时人独钟ABCD，轻忽之乎也者，为博美人一粲，黄金千镒无悔；今中华文化面临存亡，竟然一缕甘霖难得。
二十年前，全盘西化之信仰者，咸认信息时代的到来，中文势将被淘汰。曾几何时，中文计算机已成为时代的宠儿。如今功利主义的崇拜者，将中文计算机视为牟利之本，我则以之作为文字处理的工具，工具既得，自当进而为文化奋战也。
唯不幸者，我生于“乐将杭州做汴京”的时代，除了国号不能更名为“金”，实则连山川大地皆已镀金殆尽。在以往，封建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安定，还要以文化的传承粉饰太平。在今日，人民为主，人心唯金是问，金沙江早已泛滥成灾矣。
我抗金难胜，既不甘“降金”，却又“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若非叶隆雄贤伉俪适时伸出援手，我早已“乘桴浮于海”去了。
寄居蟹尚有待潮水之助，在台湾恩益禧公司总经理松井隆先生以及研发部经理白惠方大力支持下，一项技术转移的计划，使得我们在两年之内，生计无虞。加上曾为诠脑公司设计手持式计算机，也小有进益，遂得以安心从事研究工作。
为此，我交出了一份成绩单，除了中文字库及自然语言外，计出版了《老子止笑谭》、《智能之旅》第一、二集，以及这本《易经明道录》。在明年之前，计划中还要出版《智能之旅》第三集有关中文计算机的史实，以及《巴西狂欢节》、《东尼、东尼》、《易理探微》、《新易》及《智能学九论》等书。
在计算机技术上，将是弟子们出道的时机了，封家麒的手写辨识、印刷文字辨识等系列产品即将问世。王传宏的动态数据库、全文索引、学习系统也将出炉。明年也将是自然语言与多媒体结合的关键，如果成功了，即将大规模地从事“界面文化”的工作。那是利用计算机工具，将书籍中之文字数据，转换为视听讯息的影像，可作为原始数据、格式数据，也可转成电子书籍、录像节目等产品。
《道德经》与《易经》，是中华文化上两颗明亮的钻石，前者揭橥人性与自然的互动真相，后者阐明宇宙时空的结构。真正懂《道德经》的人，也就是实信的人，而唯一证明其“懂”、“信”的验证标准，就是其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真懂《道德经》的人，一定是身体实践。否则口中把《道德经》倒背如流，而生活行为则与所知大相径庭，那么，《道德经》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知识”而已。
懂《道德经》者如斯，懂《易经》者更属凤毛鳞角，连大圣人孔老夫子都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偏偏坊间书店中，易经丛书是道道地地的汗牛充栋，人人都以易谈易，反正大众都自认不懂，究竟谁懂，也就不重要了。
因此，被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视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也就成了当今印刷术昌盛的明证。君不见稍具规模的书店中，都有“易经专柜”，其中有文、有图，更有图文并茂者。其内容都已经“白话”化，甚至于力求“儿童”化。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陆近年来掀起了一股“研易风”，据说大约有一千多万人，卷入其中。
表面上看来，这种易经热是文化的契机，我却认为，若不能将这股力量导之于正，则又将是文化上的灾难。因为大陆的研易之风，很可能系一种心理苦闷的发泄。在数年前有位邵伟华先生以易卜出名，也有一些人因而获利。中共本以群众运动起家，加上人多，很容易聚息成风，言者无意而听者深信，三三两两、口口相传就成了力量。前一阵子的功夫热、特异功能热，以及目前的易经热，无不如此。
功夫也好，特异功能也好，信或不信，对中华文化并无损益。《易经》则不然，古人推崇为“天人之道”、“宇宙的真理”，今人却在蒙然无知的状况下冒然投入。尤其是几十年的文化断层后，年轻人的古文基础薄弱，对儒家思想以及天数象术等，几乎一无所知之下，怎能期望在沙漠之中，立即开出一片新绿？
《易经》之珍贵，在于四端：一为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其道统由文王、周公、孔子一脉相传，至程颐、朱熹发《周易》为理学之源。而今儒学不兴，伦理沦丧，在崇尚权势实利之大环境下，若干大陆出版之“白话易经”，无一不是冠以科学之名而大作文字游戏，完全丧失了《易经》的内涵。
其次，《易经》是象术之总汇。上自黄帝以迄春秋时期之鬼谷子，下至孔明、邵康节、刘伯温等，无不以易象作为知过去、测未来的工具。然在中华文化中，“山医命相卜”五术，往往受到儒教正统主流的排斥，五术之信仰者，始终只能终了山林，而难登堂奥。
第三项，则是易卦的分类法则，易是以阴阳两种观念，作相对的二元分类。过去没有信息处理的观念，前人往往忽视了分类的重要性，以致于二元分类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德国的莱布尼兹发明了二进制法。（据他所言，此观念是来自《易经》的启示）。今日的计算机，就是利用二进制理论，以机械或电子的开与关两种功能而实现的。
最后一项，则是思维理论的阐扬。众所周知，中国人是一个很实际的民族，重实务而轻理论。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有别于科举中人）所读的书中，就少不了《易经》。实际上，《易经》是“水平思维”以及“垂直思维”的模板（两种思维方式之总和，即为“抽象思维”）。儒家义理可以说是水平思维，而在象数及分类的应用上，则相当于垂直思维。所以凡是通晓《易经》的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属于神话式的传奇人物，任何能掌握抽象思维诀窍的人，当然能够超凡入圣。
我曾赴大陆教学三载，深知其人多势众，发展之潜力无限。但是，由量变到质变，有其必然的过程，尤其是在思维上，人们观念的形成，是与心理的自由度成正比。大陆在国家稳定的优先要求下，思想箝制必不能轻废，否则一放必乱，一乱必亡。所以，此时之“易经热”，在缺乏全盘的认知下，很可能的社会导向，一为占卜的迷信成习，使得政府不得不介入。再则为一味崇古非今，产生社会的异化，最后必然也以政府的介入为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