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辑）
入元，大多数人在宋《易》的基础上，或发挥“图”“书”，或谈“性”“理”，由《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四》的介绍来看，其中立论扎实有见解者，如黄泽撰《易学滥觞》，他评价前人说《易》，认为王弼全废象数，结果入于玄虚，汉儒全依象数，结果失于繁碎。他主张解《易》应先明象，至于占法，应以《左传》所载筮例为根本。黄氏立论平正，其说皆有根据，特别对《周易》古义，多有发明。
再如王申子撰《大易缉说》，其解释经文重视《易》象，并考证《序卦》非孔子所作，毅然不予注释。
当时，因“图”“书”之学在元人《易》学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钱义方作《周易图说》，详论宋人所造《易》图，指出：“图”“书”之出，是因《周易》而造《易》图，绝不是因“图”“书”而出《周易》，批判了宋人所谓“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说法，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但他自己又立二十七副《易》图，无非因旧图出新图，反使自己陷入新的《易》图，这些新图，在《周易》研究方面没有任何价值。
宋人之后，公然反驳陈抟之说者，为元人陈应润。他撰《周易爻变义蕴》，指出：先天诸图，掺杂《参同契》炉火之说，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根本不是《周易》本旨。他认为八卦方位只能以《说卦》为准。周敦颐之“无极”、“太极”、“二气”、“五行”等等，只是一家之言，不能据此而解《易》。陈氏在当时正崇信宋人“图”“书”之学时，指斥“先天八卦”等《易》图不可信，也是极为难得的。
入明，胡广“奉敕”撰《周易大全》，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本，当时儒生皆世守此书。
《周易大全》采用程颐《易传》与朱熹《本义》二家注本。又由胡广抄录其它宋人《易》本而成。如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等。而这些《易》本，也全系对程、朱二本的疏释而已。因此，这就决定了明人遵从宋人之《易》，所见偏陋的特点。
故二百余年间，明代有独到见解的《易》学著作不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来知德的《周易集注》。
来知德，字矣鲜，他以二十九年的心血，撰成《周易集注》一书。来氏据《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说法，又参考《序卦》之旨，以论《周易》取象，在《周易集注》独创“卦综”“卦错”诸说。
所谓“卦综”，人们又称“反易”，即两卦的卦画互相颠倒而成者。如《随》卦之“综”为《蛊》卦，反之，《蛊》卦之“综”即为《随》卦。
再如《屯》卦之“综”为《蒙》卦，而《蒙》卦之“综”为《屯》卦；《需》卦之“综”为《讼》卦。反之，《讼》卦之“综”为《需》卦等（详见《关于‘易’象》）。
卦综之说，其实是对《彖》的引申发挥。如《彖》《随》“《随》，刚来而下柔”，而《彖》《蛊》则曰”《蛊》，刚上而柔下”。
《彖》以“刚”“柔”的“上”与“下”，说明着《随》卦与《蛊》卦卦画的这种互相颠倒变化。
所谓“卦错”，即指两卦卦画完全相反者，来氏之“卦错”，亦即汉人之“旁通”，如《乾》卦与《坤》卦相“错”，《同人》卦与《师》卦相“错”。
来氏论“卦错”有四正“错”，四隅“错”，论“卦综”有四正“综”，四隅“综”。有的卦以正“综”隅，有的卦以隅“综”正。六十四卦之间复杂的“错”“综”之旨，皆由来氏自己苦思而出。其说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处，但在提示今本《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及其卦体之间的变化关系上，不无启发意义，确有发汉、宋人所未发者，故当时被人誉为“绝学”。
但因来氏在《周易集注》序言中自视过高，致被清人讥为“夜郎自大”。
其它明人言《易》之书，如黄道周的《易象正》、何楷的《古周易订诂》及张次仲《周易玩辞困学记》等，说《易》皆有根基。
但总起来看，明代二百余年间，其于《易》学的研究，大部分人者是跟在宋人后面，或绘《易》图，或借《易》说“理”。特别是万历以后，又将心学杂入，甚至佛家禅偈皆可释《易》，《易》图绘至千计，卦爻辞的训释反而无人重视。难怪在《经学历史．经学积衰时代》中，皮锡瑞将明代人的经学研究，结论为“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由明代人对《周易》的研究来看，这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周易》的研究，在经过明代的衰微之后，至清朝又进入一个新的兴盛时期。
明王朝的覆灭，对当时的读书人产生了很大刺激，人们从不同角度探取明亡的教训，因此，明清之际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比较自由、活跃的阶段，“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故清初在“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的风气的影响下，汉《易》又被重视起来。
但宋《易》在清初，仍占统治地位。因此，随着汉《易》出现，立即受到持宋《易》者的攻击和反对，发生了汉、宋《易》之争。
面对这种形势，为便于统治，康熙在此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他没有象唐太宗修《五经正义》那样，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周易》只用王弼本，致使郑玄《易》失传。也没有如明成祖修《五经大全》那样，《周易》只取程、朱本，赞成明儒的偏陋。而是看到了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当时“门户交争，务求相胜”的实际情况，于是，在《周易》经文的训释上，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针，命李光地“采摭群言”，撰成《周易折中》，“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谶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于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 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六》之《周易折中》简介）。
故清朝《易》学研究兴盛，并出现汉、宋《易》等百家争鸣的局面，实与清初康熙定下“兼收并采，不病异同”的治《易》方针，有着极大的关系。
乾隆进一步执行康熙的方针，又命傅恒等学人撰《周易述义》，“所解皆融会群言，撷取精要，不条列姓名，亦不驳辨得……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并清楚地说出了：“诸臣仰承指授，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千古《易》学，可自此更无异议矣！”（同上，《周易述义》简介）
很清楚，无论是李光地“奉敕”撰《周易折中》，让“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还是傅恒等人“仰承指授”撰《周易述义》，使“宋《易》汉《易》酌取其平”，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康熙乾隆认为这样更便于统治。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自称“综括汉唐以来诸说之全而取其粹”的作品（《周述义》序言），是如何注释《周易》经文的。如《周易述义》注《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说“内震外坎，动而遇险，故为《屯》，中互艮坤，震阳始，坤顺之，故‘元亨’，坎润下，艮止之，故‘贞’也。坤为众，震帅之，故‘有攸往’，遇艮而止，故曰‘勿用’。初得民，故为‘侯’，五与同德，故‘建’之也。多难之世，安民为先，必以仁心达为仁政，因民所宜而静养之。慎勿急功好大，兴役行师。……”
这段注文先以卦象“内震外坎，动而遇险”讲解《屯》卦卦体。接着用汉人“互体“之说，以为《屯》卦的六二爻至六四爻互体得坤，六三爻至九五爻互体成艮，故称“中互艮坤”，加以内卦为震，六二爻至六四爻互体得坤，故称“震阳始，坤顺之，故‘元亨’”其外卦为坎，坎为水。六三爻至九五多互体成艮，故谓“坎润下，艮止之，故‘贞’也”。既互体得坤，据《说卦》，坤为“众”，内卦为震，震为长子。《师》卦六五爻中有“长子帅师”之语。故曰“坤为众，震帅之”，但六三爻至九五爻互体为艮，艮为止，故称“遇艮而止”，《屯》卦初九爻爻辞 中有“利居贞，利建侯”之语，故说“得民，故为‘侯’”。在这一卦体中，除了初九爻为阳爻外，九五爻亦为阳爻，故称“五与同德，故‘建’之也”－－很清楚，以上这种以卦象一一比附 卦辞的方式，完全承袭了汉人之说，而接下来的“多难之世，安民为先，必以仁心达为仁政……”云云，则显然是宋人注《易》的口吻了。
这种将汉宋《易》掺杂揉合在一起的作法，经过康、乾两代的提倡，使汉《易》在复萌之后，终于立定了脚跟。并形成清人《易》学研究中，汉宋诸家之《易》百家争鸣，长期并存的局面。成为历代《易》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纵观清代二百余年，《易》学研究人才辈出，著作极丰。我们仅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记载统计，当时清人解《易》之书就有一百五十余家，达一千七百多卷。但真正构成清人治《易》特色的，我们认为还是清儒对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著名《易》学家谈《易》之文的辑录、整理和考证。特别是对汉《易》的校勘和辑录，更成为清代《易》学家的突出贡献。
顺治、康熙之后，由于文字狱的压制，读书人多埋头于古籍的辑录、考据和训诂，尤其是乾隆之后，随着《四库全书》的修成，古书大出，在《易》学研究上，持汉《易》者更是占了上风。
当初最早专门辑录汉《易》佚文，为宋人王应麟，他刻意搜求当时郑玄《易》遗文，辑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清人惠栋继承其业，增补遗漏，著《增补周易郑注》一卷、《周易郑注爻辰图》一卷。然而惠氏最著名的著作，当推他的《易汉学》。此书共八卷，其中辑孟喜《易》两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两卷，郑玄《易》一卷，荀爽《易》一卷，最后一卷是惠栋据汉《易》而辨宋人“图”“书”。这是一部系统介绍汉《易》各大家概貌的著作，当时对汉《易》的训释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惠栋的《周易述》以讲述汉人虞翻之《易》为主，而参考郑玄、荀爽、干宝诸家《易》说，在融会汉及魏晋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自行注疏。目录虽称四十卷，但实际只有二十卷。其中二十一卷为经文训释，另外两卷为“易微言”，系抄录各家之说。可惜是一部未完之作。
另一位清人张惠言于惠栋之后，对前人《易》说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辑录和整理，他辑《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两卷，《虞氏易礼》两卷，《虞氏易事》两卷，《虞氏易言》两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变表》两卷，《周易郑氏注》两卷，《周荀氏九家义》一卷，《易图条辨》一卷，《易纬略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其中《易义别录》中辑孟喜《易》一卷，姚信《易》一卷，翟子玄《易》一卷，蜀才《易》一卷，京房《易》一卷，陆绩《易》一卷，干宝《易》两卷，马融《易》一卷，宋衷、刘景升《易》一卷，王肃《易》一卷，董遇《易》一卷，王 、刘 《易》一卷，子夏《易》一卷。
张氏分卷辑录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多数名家《易》文，对于所引《易》文，皆注明出处，有的还作了考证和疏释，使过去散载于各典籍的古《易》，系统明白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对于后人研究古《易》，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氏所辑各家《易》文，尤以汉人虞翻之《易》最为详备可观。张惠言此作，是清人继惠栋之后，对汉《易》作的最全面的发掘与整理，故清人阮元认为张惠言之举，使两汉《易》学，特别是虞氏之《易》“自仲翔以来，绵绵延延千四百余载，至今日而昭然复明，呜呼，可谓盛矣”（张惠言《周易虞氏义》阮元序言）！
继张惠言之后，曾钊撰《周易虞氏义笺》，李锐撰《周易虞氏略例》、胡祥麟撰《虞氏易消息图说》，对虞《易》作了进一步的整理与疏释。焦循撰《易章句》及《周易补疏》、《易话》、《易图略》等，以虞翻之“旁通”及荀爽“升”“降”解《易》。另外，吴翊寅撰《易汉学考》、《易汉学师承表》；戴棠撰《郑氏爻辰补》；何秋涛撰《周易爻辰申郑义》；方申撰《诸家易学别录》、《虞氏易学汇编》、《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俞樾撰《周易互体徵》；皮锡瑞撰《经学通论》（其中《易经》部分）皆对汉《易》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证注释和整理。对汉人“卦变”“消”“息”“互体”诸说，多有重要发明。在此之前，马国翰以毕生心血搜求宋以前古书，而且多为后世久无传本者，辑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其中《易》学部分另录了西汉丁宽、韩婴及淮南王刘安的《淮南九师道训》之说，另有施仇、梁丘贺、费直等谈《易》之文，特别是费直《易》，辑《易注》一卷，《易林》一卷，《周易分野》一卷，共三卷之多。
经过清儒持续不断地努力，使泯灭达一千四、五百年的汉《易》，复见于今人面前。今天，人们能够系统的研究汉《易》，探讨其对经文的训释及其象数的内容特点，如无清儒之力，我们不知要在渺如烟海的古籍中，白白费去多少时光。因此，对唐以前古《易》的辑录、疏释和整理，特别是对汉《易》的辑录、整理，是清儒对我国《易》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除辑录整理古《易》外，清儒对前人的《易》学成果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校勘，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对宋人“图”“书”及“先天八卦”的考证，就反映出清儒治《易》的求实学风。他们认为：《周易》未经秦火，不应“图”“书”独失，而为道家藏匿两千余年，至宋才由陈抟出来传授，故王夫之撰《周易稗疏》，毛奇龄撰《图书原舛编》，黄宗羲撰《易学象数论》，黄宗炎撰《图书辨惑》，皆对宋人“图”“书”之说进行了考证，力驳“图”“书”之谬。至胡谓，又撰《易图明辨》十卷，专门考辨宋人“图”“书”原委。特别是胡渭依据郑玄注文，作出一图（见前）。依据此图，确凿地考证出宋人所谓“洛书”之本，解决了《易》学研究上的一大疑案。
在《周易》校勘上，清人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如阮元撰《周易校勘记》，丁杰撰《周易郑注后定》等。
清儒作为历代《易》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们还作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乾隆年间随着《四库全书》的修成，《四库全书总目》也问世了。
因为《四库全书》是汉代刘向 、刘歆之后，我国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古籍整理。《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便成了目前我国最大的一部书目。它共有二百卷之多，“经部”下首先是“易类”六卷及“易卷存目”四卷，总计十卷。是对《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学著作的简明提要。提要包括该书的作者、卷数、内容概略及编纂者对该书的评价等。
对《总目》学术价值的评论，历来各有所见，但就《总目》的“经部”《易》类来看，我们以为总的说来还是可取的，对我们今天的《易》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总目．经部．易类一》对两千年《易》学研究之 端进行总结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编纂者认为：“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
编纂者对所收各书进行简介评价时，往往能切中该书有价值的部分，并兼及该书真伪的鉴别、考证。如《总目．经部．易类三》在介绍宋人朱元升之《三易备遗》时，对宋人《易》著中“先天”“后天”“中天”之名作了考证：“然干宝《周礼》注称，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则中天实亦古名，非新义也。”评价宋人俞琬《读易举要》时，说：“史 谓《革》居四十九，应大衍之数，故云‘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故云‘天地节而四时成’皆以偶合之见，窥见圣人作《易》之意，琬顾取之，则殊非本旨。”（同前）在对元宝巴《易》著进行简介时，指出：“序文鄙陋，尤不类读书人语，盖方技家传有是书，与宝巴佚书其名偶合，明人喜作伪本，遂撰宝巴序文以影射之。”（《总目．经部．易类四》）
对明人胡广“奉敕”之作《周易大全》进行简介时，编纂者沉痛地总结说：“且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录存其书，见有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之不敢放轶者，由于此，其后之不免固陋者，亦由于此 然古注疏终不可废也，是当明盛时，识者已忧其 矣，观于是编，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易》类五）
在对清人王心敬所撰《丰川易说》的简介中，编者认为：“《易》是道人事之书，阴阳消长，只是借来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于阴阳消长处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阴阳消长，而无得于切己之人事，亦属捕风捉影。”“若《易》不关象，不知义于何取？不属卜筮，不知设蓍何为？”“大抵汉唐之《易》，祗成训诂，宋明之《易》，多簸弄聪明。训诂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这些话，清楚地道出了《总目．易》类编者的学术观点。
因当时实际不持编纂《四库全书》的为纪昀，参与“经部”编纂的的戴震。纪、戴都是当时知名学者，且全主汉学，故汉《易》在《总目．易》类中受到高度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持宋《易》者，则不时寻机予以讥讽。如《总目．经部．易类二》在介绍程颐《易传》时，说：“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又如《总目．经部．易类三》介绍《东谷易翼传》时，也说：“朱子解经，于程子亦多所改定，盖圣贤精义俞阐愈深，沈潜先儒之说，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于心者，别抒所见以发明之，于先儒仍为在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为门户之见也。”再如《总目．经部．易类四》在介绍《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时，评价此书：“其书虽以宋学为宗，而兼及于象数、变互，尚颇存古义，非竟暖暖姝守一先生之言也。”
象这样的例子，在《总目．易类》中很多。《总目》中《易》类的编纂者持有扬汉抑宋的学术观点，所以，在对宋人《易》著的评价中，往往有批评过于刻薄而论据并不充足的情况。如宋人林光世撰《水村易镜》，“大旨据《系辞》之语，谓诸儒诂《易》，独遗仰观俯察之义。因居海上，测验天文，悟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宫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一》）。对此，编纂者评价道：“所列星图，穿凿附会，自古说《易》之家，未有纰缪至此者。夫庖羲仰观天文，亦揆其盈虚消息之运耳，何尝准列宿画卦哉！”并挖苦道：“后永丰陈图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谓之‘察于地理’，充乎其类，殆不至以‘ 兽’配卦不止矣！”
当然，林光世以为“八宫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并“穿凿附会”以“星图”－－这些确有“纰缪”之处，然而并不足怪。自古以来“测候派”是人们解《易》的一大派，附会星象以解《易》，前人有之，今人亦有。但若说：“庖羲仰观天文，亦揆其盈虚消息之运耳，何尝准列宿画卦哉！”似嫌论据不足。
案之《系辞》原文：“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曾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通观这段文意，其“观象于天”之旨，似非仅仅指“揆其盈虚消息”，恐怕确有“准列宿画卦”之意，由下文“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就可以看出《周易》作者有准物取象而画八卦之旨。因此，《系辞》既认为“象也者，像此者也”，“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故“仰则观象于天”，似乎不能完全排除有“准列宿画卦”的内容－－当然，《水村易镜》上附会的那些星图又是另一码事。
《总目》经部《易》类管有着扬汉抑宋的学术偏见，但由他们对于某些前人《易》著的简介和得失评论看，编纂者的《易》学根基还是比较深厚的，且有一定眼力。对有些书的评价（如对明人《周易大全》的评价），确有深刻的见解，至今仍应肯定。
清代虽然只有二百多年的时间，但在我国《易》学研究史中，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我国两千作年的《易》学研究，确为汉、宋两大家，请儒则以其敢于争鸣的学风和丰富的《易》学著作，成为我国汉、宋及诸家《易》学的会萃者、总结者。尤其是他们对泯灭达一千四、五百年之久的汉《易》的发掘和整理，更是功垂后人，永存《易》史。
入元，大多数人在宋《易》的基础上，或发挥“图”“书”，或谈“性”“理”，由《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四》的介绍来看，其中立论扎实有见解者，如黄泽撰《易学滥觞》，他评价前人说《易》，认为王弼全废象数，结果入于玄虚，汉儒全依象数，结果失于繁碎。他主张解《易》应先明象，至于占法，应以《左传》所载筮例为根本。黄氏立论平正，其说皆有根据，特别对《周易》古义，多有发明。
再如王申子撰《大易缉说》，其解释经文重视《易》象，并考证《序卦》非孔子所作，毅然不予注释。
当时，因“图”“书”之学在元人《易》学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钱义方作《周易图说》，详论宋人所造《易》图，指出：“图”“书”之出，是因《周易》而造《易》图，绝不是因“图”“书”而出《周易》，批判了宋人所谓“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说法，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但他自己又立二十七副《易》图，无非因旧图出新图，反使自己陷入新的《易》图，这些新图，在《周易》研究方面没有任何价值。
宋人之后，公然反驳陈抟之说者，为元人陈应润。他撰《周易爻变义蕴》，指出：先天诸图，掺杂《参同契》炉火之说，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根本不是《周易》本旨。他认为八卦方位只能以《说卦》为准。周敦颐之“无极”、“太极”、“二气”、“五行”等等，只是一家之言，不能据此而解《易》。陈氏在当时正崇信宋人“图”“书”之学时，指斥“先天八卦”等《易》图不可信，也是极为难得的。
入明，胡广“奉敕”撰《周易大全》，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本，当时儒生皆世守此书。
《周易大全》采用程颐《易传》与朱熹《本义》二家注本。又由胡广抄录其它宋人《易》本而成。如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等。而这些《易》本，也全系对程、朱二本的疏释而已。因此，这就决定了明人遵从宋人之《易》，所见偏陋的特点。
故二百余年间，明代有独到见解的《易》学著作不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来知德的《周易集注》。
来知德，字矣鲜，他以二十九年的心血，撰成《周易集注》一书。来氏据《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说法，又参考《序卦》之旨，以论《周易》取象，在《周易集注》独创“卦综”“卦错”诸说。
所谓“卦综”，人们又称“反易”，即两卦的卦画互相颠倒而成者。如《随》卦之“综”为《蛊》卦，反之，《蛊》卦之“综”即为《随》卦。
再如《屯》卦之“综”为《蒙》卦，而《蒙》卦之“综”为《屯》卦；《需》卦之“综”为《讼》卦。反之，《讼》卦之“综”为《需》卦等（详见《关于‘易’象》）。
卦综之说，其实是对《彖》的引申发挥。如《彖》《随》“《随》，刚来而下柔”，而《彖》《蛊》则曰”《蛊》，刚上而柔下”。
《彖》以“刚”“柔”的“上”与“下”，说明着《随》卦与《蛊》卦卦画的这种互相颠倒变化。
所谓“卦错”，即指两卦卦画完全相反者，来氏之“卦错”，亦即汉人之“旁通”，如《乾》卦与《坤》卦相“错”，《同人》卦与《师》卦相“错”。
来氏论“卦错”有四正“错”，四隅“错”，论“卦综”有四正“综”，四隅“综”。有的卦以正“综”隅，有的卦以隅“综”正。六十四卦之间复杂的“错”“综”之旨，皆由来氏自己苦思而出。其说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处，但在提示今本《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及其卦体之间的变化关系上，不无启发意义，确有发汉、宋人所未发者，故当时被人誉为“绝学”。
但因来氏在《周易集注》序言中自视过高，致被清人讥为“夜郎自大”。
其它明人言《易》之书，如黄道周的《易象正》、何楷的《古周易订诂》及张次仲《周易玩辞困学记》等，说《易》皆有根基。
但总起来看，明代二百余年间，其于《易》学的研究，大部分人者是跟在宋人后面，或绘《易》图，或借《易》说“理”。特别是万历以后，又将心学杂入，甚至佛家禅偈皆可释《易》，《易》图绘至千计，卦爻辞的训释反而无人重视。难怪在《经学历史．经学积衰时代》中，皮锡瑞将明代人的经学研究，结论为“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由明代人对《周易》的研究来看，这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周易》的研究，在经过明代的衰微之后，至清朝又进入一个新的兴盛时期。
明王朝的覆灭，对当时的读书人产生了很大刺激，人们从不同角度探取明亡的教训，因此，明清之际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比较自由、活跃的阶段，“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故清初在“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的风气的影响下，汉《易》又被重视起来。
但宋《易》在清初，仍占统治地位。因此，随着汉《易》出现，立即受到持宋《易》者的攻击和反对，发生了汉、宋《易》之争。
面对这种形势，为便于统治，康熙在此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他没有象唐太宗修《五经正义》那样，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周易》只用王弼本，致使郑玄《易》失传。也没有如明成祖修《五经大全》那样，《周易》只取程、朱本，赞成明儒的偏陋。而是看到了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当时“门户交争，务求相胜”的实际情况，于是，在《周易》经文的训释上，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方针，命李光地“采摭群言”，撰成《周易折中》，“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谶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于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 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六》之《周易折中》简介）。
故清朝《易》学研究兴盛，并出现汉、宋《易》等百家争鸣的局面，实与清初康熙定下“兼收并采，不病异同”的治《易》方针，有着极大的关系。
乾隆进一步执行康熙的方针，又命傅恒等学人撰《周易述义》，“所解皆融会群言，撷取精要，不条列姓名，亦不驳辨得……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并清楚地说出了：“诸臣仰承指授，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千古《易》学，可自此更无异议矣！”（同上，《周易述义》简介）
很清楚，无论是李光地“奉敕”撰《周易折中》，让“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还是傅恒等人“仰承指授”撰《周易述义》，使“宋《易》汉《易》酌取其平”，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康熙乾隆认为这样更便于统治。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自称“综括汉唐以来诸说之全而取其粹”的作品（《周述义》序言），是如何注释《周易》经文的。如《周易述义》注《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说“内震外坎，动而遇险，故为《屯》，中互艮坤，震阳始，坤顺之，故‘元亨’，坎润下，艮止之，故‘贞’也。坤为众，震帅之，故‘有攸往’，遇艮而止，故曰‘勿用’。初得民，故为‘侯’，五与同德，故‘建’之也。多难之世，安民为先，必以仁心达为仁政，因民所宜而静养之。慎勿急功好大，兴役行师。……”
这段注文先以卦象“内震外坎，动而遇险”讲解《屯》卦卦体。接着用汉人“互体“之说，以为《屯》卦的六二爻至六四爻互体得坤，六三爻至九五爻互体成艮，故称“中互艮坤”，加以内卦为震，六二爻至六四爻互体得坤，故称“震阳始，坤顺之，故‘元亨’”其外卦为坎，坎为水。六三爻至九五多互体成艮，故谓“坎润下，艮止之，故‘贞’也”。既互体得坤，据《说卦》，坤为“众”，内卦为震，震为长子。《师》卦六五爻中有“长子帅师”之语。故曰“坤为众，震帅之”，但六三爻至九五爻互体为艮，艮为止，故称“遇艮而止”，《屯》卦初九爻爻辞 中有“利居贞，利建侯”之语，故说“得民，故为‘侯’”。在这一卦体中，除了初九爻为阳爻外，九五爻亦为阳爻，故称“五与同德，故‘建’之也”－－很清楚，以上这种以卦象一一比附 卦辞的方式，完全承袭了汉人之说，而接下来的“多难之世，安民为先，必以仁心达为仁政……”云云，则显然是宋人注《易》的口吻了。
这种将汉宋《易》掺杂揉合在一起的作法，经过康、乾两代的提倡，使汉《易》在复萌之后，终于立定了脚跟。并形成清人《易》学研究中，汉宋诸家之《易》百家争鸣，长期并存的局面。成为历代《易》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
纵观清代二百余年，《易》学研究人才辈出，著作极丰。我们仅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记载统计，当时清人解《易》之书就有一百五十余家，达一千七百多卷。但真正构成清人治《易》特色的，我们认为还是清儒对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著名《易》学家谈《易》之文的辑录、整理和考证。特别是对汉《易》的校勘和辑录，更成为清代《易》学家的突出贡献。
顺治、康熙之后，由于文字狱的压制，读书人多埋头于古籍的辑录、考据和训诂，尤其是乾隆之后，随着《四库全书》的修成，古书大出，在《易》学研究上，持汉《易》者更是占了上风。
当初最早专门辑录汉《易》佚文，为宋人王应麟，他刻意搜求当时郑玄《易》遗文，辑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清人惠栋继承其业，增补遗漏，著《增补周易郑注》一卷、《周易郑注爻辰图》一卷。然而惠氏最著名的著作，当推他的《易汉学》。此书共八卷，其中辑孟喜《易》两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两卷，郑玄《易》一卷，荀爽《易》一卷，最后一卷是惠栋据汉《易》而辨宋人“图”“书”。这是一部系统介绍汉《易》各大家概貌的著作，当时对汉《易》的训释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惠栋的《周易述》以讲述汉人虞翻之《易》为主，而参考郑玄、荀爽、干宝诸家《易》说，在融会汉及魏晋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自行注疏。目录虽称四十卷，但实际只有二十卷。其中二十一卷为经文训释，另外两卷为“易微言”，系抄录各家之说。可惜是一部未完之作。
另一位清人张惠言于惠栋之后，对前人《易》说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辑录和整理，他辑《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两卷，《虞氏易礼》两卷，《虞氏易事》两卷，《虞氏易言》两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变表》两卷，《周易郑氏注》两卷，《周荀氏九家义》一卷，《易图条辨》一卷，《易纬略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其中《易义别录》中辑孟喜《易》一卷，姚信《易》一卷，翟子玄《易》一卷，蜀才《易》一卷，京房《易》一卷，陆绩《易》一卷，干宝《易》两卷，马融《易》一卷，宋衷、刘景升《易》一卷，王肃《易》一卷，董遇《易》一卷，王 、刘 《易》一卷，子夏《易》一卷。
张氏分卷辑录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多数名家《易》文，对于所引《易》文，皆注明出处，有的还作了考证和疏释，使过去散载于各典籍的古《易》，系统明白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对于后人研究古《易》，提供了极大便利。
张氏所辑各家《易》文，尤以汉人虞翻之《易》最为详备可观。张惠言此作，是清人继惠栋之后，对汉《易》作的最全面的发掘与整理，故清人阮元认为张惠言之举，使两汉《易》学，特别是虞氏之《易》“自仲翔以来，绵绵延延千四百余载，至今日而昭然复明，呜呼，可谓盛矣”（张惠言《周易虞氏义》阮元序言）！
继张惠言之后，曾钊撰《周易虞氏义笺》，李锐撰《周易虞氏略例》、胡祥麟撰《虞氏易消息图说》，对虞《易》作了进一步的整理与疏释。焦循撰《易章句》及《周易补疏》、《易话》、《易图略》等，以虞翻之“旁通”及荀爽“升”“降”解《易》。另外，吴翊寅撰《易汉学考》、《易汉学师承表》；戴棠撰《郑氏爻辰补》；何秋涛撰《周易爻辰申郑义》；方申撰《诸家易学别录》、《虞氏易学汇编》、《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俞樾撰《周易互体徵》；皮锡瑞撰《经学通论》（其中《易经》部分）皆对汉《易》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证注释和整理。对汉人“卦变”“消”“息”“互体”诸说，多有重要发明。在此之前，马国翰以毕生心血搜求宋以前古书，而且多为后世久无传本者，辑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其中《易》学部分另录了西汉丁宽、韩婴及淮南王刘安的《淮南九师道训》之说，另有施仇、梁丘贺、费直等谈《易》之文，特别是费直《易》，辑《易注》一卷，《易林》一卷，《周易分野》一卷，共三卷之多。
经过清儒持续不断地努力，使泯灭达一千四、五百年的汉《易》，复见于今人面前。今天，人们能够系统的研究汉《易》，探讨其对经文的训释及其象数的内容特点，如无清儒之力，我们不知要在渺如烟海的古籍中，白白费去多少时光。因此，对唐以前古《易》的辑录、疏释和整理，特别是对汉《易》的辑录、整理，是清儒对我国《易》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除辑录整理古《易》外，清儒对前人的《易》学成果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校勘，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对宋人“图”“书”及“先天八卦”的考证，就反映出清儒治《易》的求实学风。他们认为：《周易》未经秦火，不应“图”“书”独失，而为道家藏匿两千余年，至宋才由陈抟出来传授，故王夫之撰《周易稗疏》，毛奇龄撰《图书原舛编》，黄宗羲撰《易学象数论》，黄宗炎撰《图书辨惑》，皆对宋人“图”“书”之说进行了考证，力驳“图”“书”之谬。至胡谓，又撰《易图明辨》十卷，专门考辨宋人“图”“书”原委。特别是胡渭依据郑玄注文，作出一图（见前）。依据此图，确凿地考证出宋人所谓“洛书”之本，解决了《易》学研究上的一大疑案。
在《周易》校勘上，清人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如阮元撰《周易校勘记》，丁杰撰《周易郑注后定》等。
清儒作为历代《易》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们还作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乾隆年间随着《四库全书》的修成，《四库全书总目》也问世了。
因为《四库全书》是汉代刘向 、刘歆之后，我国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古籍整理。《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便成了目前我国最大的一部书目。它共有二百卷之多，“经部”下首先是“易类”六卷及“易卷存目”四卷，总计十卷。是对《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易》学著作的简明提要。提要包括该书的作者、卷数、内容概略及编纂者对该书的评价等。
对《总目》学术价值的评论，历来各有所见，但就《总目》的“经部”《易》类来看，我们以为总的说来还是可取的，对我们今天的《易》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总目．经部．易类一》对两千年《易》学研究之 端进行总结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编纂者认为：“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
编纂者对所收各书进行简介评价时，往往能切中该书有价值的部分，并兼及该书真伪的鉴别、考证。如《总目．经部．易类三》在介绍宋人朱元升之《三易备遗》时，对宋人《易》著中“先天”“后天”“中天”之名作了考证：“然干宝《周礼》注称，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则中天实亦古名，非新义也。”评价宋人俞琬《读易举要》时，说：“史 谓《革》居四十九，应大衍之数，故云‘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故云‘天地节而四时成’皆以偶合之见，窥见圣人作《易》之意，琬顾取之，则殊非本旨。”（同前）在对元宝巴《易》著进行简介时，指出：“序文鄙陋，尤不类读书人语，盖方技家传有是书，与宝巴佚书其名偶合，明人喜作伪本，遂撰宝巴序文以影射之。”（《总目．经部．易类四》）
对明人胡广“奉敕”之作《周易大全》进行简介时，编纂者沉痛地总结说：“且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录存其书，见有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之不敢放轶者，由于此，其后之不免固陋者，亦由于此 然古注疏终不可废也，是当明盛时，识者已忧其 矣，观于是编，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易》类五）
在对清人王心敬所撰《丰川易说》的简介中，编者认为：“《易》是道人事之书，阴阳消长，只是借来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于阴阳消长处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阴阳消长，而无得于切己之人事，亦属捕风捉影。”“若《易》不关象，不知义于何取？不属卜筮，不知设蓍何为？”“大抵汉唐之《易》，祗成训诂，宋明之《易》，多簸弄聪明。训诂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这些话，清楚地道出了《总目．易》类编者的学术观点。
因当时实际不持编纂《四库全书》的为纪昀，参与“经部”编纂的的戴震。纪、戴都是当时知名学者，且全主汉学，故汉《易》在《总目．易》类中受到高度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持宋《易》者，则不时寻机予以讥讽。如《总目．经部．易类二》在介绍程颐《易传》时，说：“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又如《总目．经部．易类三》介绍《东谷易翼传》时，也说：“朱子解经，于程子亦多所改定，盖圣贤精义俞阐愈深，沈潜先儒之说，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于心者，别抒所见以发明之，于先儒仍为在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为门户之见也。”再如《总目．经部．易类四》在介绍《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时，评价此书：“其书虽以宋学为宗，而兼及于象数、变互，尚颇存古义，非竟暖暖姝守一先生之言也。”
象这样的例子，在《总目．易类》中很多。《总目》中《易》类的编纂者持有扬汉抑宋的学术观点，所以，在对宋人《易》著的评价中，往往有批评过于刻薄而论据并不充足的情况。如宋人林光世撰《水村易镜》，“大旨据《系辞》之语，谓诸儒诂《易》，独遗仰观俯察之义。因居海上，测验天文，悟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宫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一》）。对此，编纂者评价道：“所列星图，穿凿附会，自古说《易》之家，未有纰缪至此者。夫庖羲仰观天文，亦揆其盈虚消息之运耳，何尝准列宿画卦哉！”并挖苦道：“后永丰陈图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谓之‘察于地理’，充乎其类，殆不至以‘ 兽’配卦不止矣！”
当然，林光世以为“八宫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并“穿凿附会”以“星图”－－这些确有“纰缪”之处，然而并不足怪。自古以来“测候派”是人们解《易》的一大派，附会星象以解《易》，前人有之，今人亦有。但若说：“庖羲仰观天文，亦揆其盈虚消息之运耳，何尝准列宿画卦哉！”似嫌论据不足。
案之《系辞》原文：“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曾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通观这段文意，其“观象于天”之旨，似非仅仅指“揆其盈虚消息”，恐怕确有“准列宿画卦”之意，由下文“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就可以看出《周易》作者有准物取象而画八卦之旨。因此，《系辞》既认为“象也者，像此者也”，“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故“仰则观象于天”，似乎不能完全排除有“准列宿画卦”的内容－－当然，《水村易镜》上附会的那些星图又是另一码事。
《总目》经部《易》类管有着扬汉抑宋的学术偏见，但由他们对于某些前人《易》著的简介和得失评论看，编纂者的《易》学根基还是比较深厚的，且有一定眼力。对有些书的评价（如对明人《周易大全》的评价），确有深刻的见解，至今仍应肯定。
清代虽然只有二百多年的时间，但在我国《易》学研究史中，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我国两千作年的《易》学研究，确为汉、宋两大家，请儒则以其敢于争鸣的学风和丰富的《易》学著作，成为我国汉、宋及诸家《易》学的会萃者、总结者。尤其是他们对泯灭达一千四、五百年之久的汉《易》的发掘和整理，更是功垂后人，永存《易》史。
历代《易》学研究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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